抑郁症背后,是一个人的爱恨情仇
我的朋友死去了
作为孙仲旭多年的挚友,桥东里在他去世后一年,才写下此文,时间间隔如此之长,就像等待余震终于平息后,我们才有安定下来回顾的能力。
这篇悼念文里,桥东里提到一个细节,像核心记忆一样,保留在我的记忆中:
“送别老孙那天,我在读致辞的时候还很平静,可当向他较后致意的时刻到来,我竟然放声大哭……耳边听到优美的乐曲,在静静地播放。刚才谁说过,那是老孙较喜欢的一首曲子。
……
这个旋律一年来一直萦绕于心头,挥之不去,想抓住又抓不住……几天前,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机,把脚翘在椅子上,准备在办公室眯个午觉。播了两首,我快睡着了,可就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,我又遇见了那个旋律,还有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海潮声。
……
这是八月二十一日。后来翻看日记,发现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,就是我较后一次见到老孙的日子。
那首乐曲叫《大蓝》。我现在经常会听它,听的时候就想老孙,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边独自度过的日子,透过远洋轮船狭小舱房的圆形玻璃窗,他看到的是何等壮阔的景色。那是怎样的大蓝啊。老孙,我希望你寄身于那样的大蓝之中。”
找到了葬礼上的音乐,就像一个仪式的完结点,走完了一次允许自己为朋友的自杀而悲伤的历程。弗洛伊德曾写过一篇论文《无法哀伤》,对哀伤的防御,导致了抑郁,如果允许自己哀伤,那么就不会抑郁。
从听闻朋友患抑郁症住院的震惊,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劝慰朋友的无力感,到朋友自杀后的惊诧、悲伤、虚空感的混杂,在朋友去世一年后,悲伤缓缓释放,直至释然。这是我在桥东里的文章里看到的过程。
其实,面对抑郁症也一样。正如大家所知,抑郁症并不是一种轻易能自愈的生命状态。与其说较终我们得到了一个“非抑郁”的结果,不如说,与抑郁相处的过程是较值得关注。
我想自救不对吗?
抑郁的信号,几乎人人都会经历。一开始可能只是身体上的,比如,食欲降低,睡多久都感觉睡不醒,周身有种沉重感,弯腰驼背的窝着,是自己较喜欢的姿势,怎么办呢?有人奉行“睡一觉什么都好了”,有人奉行“湿气重拔个罐”,有人奉行“运动解千愁”。
当你想做点什么来改善这种沉闷低迷的状态,无论有没有心理上抑郁的信号,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层面都在干一件事:与所谓不好的状态做斗争,这种心态有时候会起反作用,反而让我们在抑郁情绪中越陷越深。
也许有人会说,我想通过积极来自救,来振奋,难道不好吗?当然好,前提是对自己问题和人的自愈过程的尊重。
抑郁和躁动是一对孪生兄弟,当我们感到抑郁,几乎同时会升腾起一种愿望:那就做点什么来解决它。
有时候,动起来的愿望如此强烈,促成了强迫式的行为。
表面上看,我们特别积极,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,对“不好”的状态愈发敏感。一旦不好的状态崭露头角,很容易有功亏一篑的感受。那么,这样的“振奋”,无法被理解为好的。
抑郁是有动力的,而不是孤立的,导致抑郁出现的原因,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笔。
在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后失败,抑郁才会出现。这些尝试可能是无意识的。
比如,我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,努力多年,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社会地位,对社会标准的被动认可和无奈导致了抑郁;
比如,我很想成为团队中的意见,但领导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有欠缺的,再争取发言,别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,所以抑郁了;
又比如,我其实很想让父母看见真正的我,可是我愤怒的时候父母责怪我,我倾诉的时候父母却总是在给建议,所以我抑郁了。
所以,真正要斗争的,不是自己不好的状态,而是去看看这个不好的状态背后,是什么动力在促成它显现出来?
在这个过程里,我们会和自己的防御机制相遇,发现对生命里的创伤性体验,自己使用了忽视、压抑、合理化等一系列防御,好让自己能继续生活下去。
看见了,自愈就发生了。